我必須要說,從政治角度去觀看《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極為可惜的,它是一部關於大至人權、民主,小至關於個人同理心、自尊心的電影作品。
我曾經在電影發行商擔任宣傳兩年,我可以理解以政治包裝行銷、宣傳、操作的理由,就是像是下了一個偏離事實的新聞標題,其目的就是要讓更多人注意(當然包含反感,也是一種關注)越是參與媒體知道,我們不能去責怪那些依照點擊率以下標題寫文章的人,或是決定以聳動內容來接近觀眾的決策者,他們的工作的成效的指標,我們沒辦法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批評,但我們能從他們想要扭曲以及誇大事實的程度,加以來判別這件事情有多需要被看到的急切性。
我們迅速地收集資料,從各種角度去感受以及理解分析我們對於事件的真實。
當你越專注於調查,會發現事實往往最沒有價值,它可能不好看、可能很土、沒有戲劇張力,你會發現事實需要包裝,大家才會願意看。
這是我可以理解《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行銷的手法和理由,但也同時覺得可惜,因為台灣看紀錄片的人真的太少了,所以我們幾乎只能用議題把人騙進戲院,再請求他們理解內容。
來談談我極度熱愛這部電影的部份,導演角色不如同我們社會觀感之下、檯面上,我們所期望的導演:需要有魅力、有想法、有主見、很確定自己要什麼。
但這部片導演反而透露了自己的脆弱、罪惡感、需要信仰、需要有人給他解答,導演當下的「沒有答案」,卻是這部片最有價值以及最珍貴的地方。
當我們感到無助、脆弱時,我們會開始尋求信仰,有人是投身於宗教,有人是投身於愛情或是工作,有人開始信仰「人」。
我所說的信仰,是超越信任的愛,信仰是沒有邏輯的、可能破綻百出、顛倒是非,但是你基於「信仰」這個人或是這件事,你會包容、你會看見你所想看見的好,屏蔽到大家所說的惡,繼續「信仰」這件事情下去,可能是自不願意讓自己一直以來所相信的是假的,或是你沒有能力也沒有力氣去推翻自己以前所看到的。
無奈人不是神,人終究就是人,人會犯錯,人會變,可能是變好或是變壞,人不完美,如果我們把宗教式的期待放在人身上,就是一種綁架。其實是當我們的當下是無力解決問題時,我們開始依賴、以及期待、信仰其他人能給你答案。或是他一直以來都能給你解答和出口時,我們開始埋怨他「你怎麼突然給不起了呢?」
如果你願意跳出來看看自己,會發現這一切始於你當下無法解決事,於是把這些希望,投射在特定的「人」身上,最後當這個「人」達不到你設定的期望時,你開始失望、憤怒、甚至更加嚴厲的檢視他們,但,這些根本是因為自己當時的無能,不是別人,是因為當初你的選擇,其實是非常自私的,你想讓世界變單純,你不想親身上戰場、去體驗、去理解事情時,你選擇信仰了你覺得可能給你答案的人。
在這裡我認為好比任何的宗教信仰,許多人沒有答案時,他們相信宗教,因為簡單、明瞭、容易找到解答,其實本質上是非常懦弱的行為。
「因為神要我承受這些苦難,所以我的苦難是有來由的。」-(出自我幻想的信仰者)
「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書1:2-4)
WHAT??????????我給這經文十個問號
因為這些信仰者相信神,相信神要他忍耐,就會成功,但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有多數的例子,人忍耐、被欺負了一輩子,像個老鼠一樣渡日,最後他仍然是一隻徒勞無功、受人唾棄孤獨的死去,這未開發國家日日發生,神怎麼沒拯救他們?
我想表達的是,成功相較於失敗總是少數,許多人做善事一輩子也沒得到他理想的成功,或許宗教上最後就會開始說服他,「你一生平安度日就是一種成功。」
然後他因為信仰,所以開始相信可憐的自己已經成功了。(非常悲慘)
一個大家認定真正的成功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種自己已經有答案的東西,就不用問人了,更也不用問神。
但非常奇怪的,人幾乎是不咒罵、不責怪神的,也不會對神嚴厲,我的推斷是因為神根本沒出現過。
神不會開記者會,讓你批判他,神不會被狗仔拍到他去約炮,因為他根本不在世界上,但我們卻會對活生生的人嚴厲,去質問他為什麼犯錯,要怎麼解釋。
這很諷刺,因為我們是活在充滿人的世界呀,但社群上卻以非常自以為的完美、變態的角度來審視彼此,我們衍生出非人性化的思維模式「毀滅性的完美主義」,明明有困難時我們是受到「人類」的互相幫助(不是神欸),但當緊急重大的時刻,我們卻容易忘記這些曾經幫助你的「人」,和著社會一起評頭論足這個「人」所應該擁有的社會正義以及道德,或是他應該要給予社會的典範(實在太扭曲太變態了)這典範或許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做的到,要把自己的ㄧ切、包涵隱私任人評論,不讓任何人失望根本是天方夜譚。
我太激動了,但我是表達,人自己造神,把信仰放在人身上,失望後,最後再自己崩潰,是非常愚蠢的。
我也可以理解,信徒們選擇相信宗教,這使他們讓自己在世界上好過一些,選擇相信一個宗教足以解釋世界,這樣他就不用親力親為去了解,也不用太費力,認定自己所遇到的困難是有代價的(但很可惜多數時候是沒有),承認世界、承認現實、承認自己是孤獨的是痛苦的,但信仰給他們港口予以逃避面對,逃離這個巨大的世界,好像這世界總有個規則,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但多數時候可能沒有),以上所說的並沒有要針對、排擠任何宗教的意思,只是筆者非常好奇信仰者的心態來做討論。
我們身為小小的人,就算搜集了,看遍全世界的資料,我們還是不可能全盤的了解世界的真實,其最大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們的資訊來源不夠明確,除非親眼、親耳聽到或看到,或是總是第二手以上的資料,前人加了什麼讓我們誤解的成分,我們根本不可能曉得。第二、就算是資訊正確我們仍是以自己的角度、眼光來詮釋世界,還是非常單一並且可惜的,光是這兩個原因,就可以猜想真實與假像的差距,有多猖狂。
「你在箱子中生活,只要不碰到箱子的壁,你就會覺得不錯,但是一旦不小心碰到它,就會很真實感覺到它的存在。」-蔡博藝
但也不用灰心,不知道事實沒有關係,身為人類最難能可貴的事就是同理心,去猜想一個當時的心態、理解他無助的原因、你會發現我們都是人,對於困難、挫折有相同程度的感受,當你願意開啟同理之心,你會更去善待你身邊的親友、或是電視上你認為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公眾人物、你認為應該做出什麼典範的菁英份子、為什麼某名人偷吃、吸毒、抽煙、嫖妓(每件事都與你無關,也不會現實生活影響到你)最後,你會發現自己很荒謬,大家都是人,何苦這樣評論彼此,何苦這樣對待彼此,並不是推崇別人做犯法的行為,而是在這個文明的時代,個人的法律責任、情緒責任已經必要的自己承擔,我們是不是該學會放過一些人,放過自己加諸給他們的道德以及價值觀,放過自以為的社會正義,我更相信社會正義基於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中第一條明確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這條法案雖見諸多方,時時刻刻提醒者我們,但是公眾若不奮起捍衛它,它便是一張白紙,毫無意義。
你會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看到台灣民主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反省。
我也曾經看到那位中國學生蔡博藝想要參選學生會長的新聞,但因為社會、媒體給予的標籤,我沒有多做調查她的社會運動背景,我潛意識認定他的國籍對於其他台灣候選人可能有威脅性,所以我不表態,甚至在沒有任何理解前提之下希望她敗選,最後片中所描述,因為各方爭議,校方直接暫停選舉,這件事也沒有獲得該有的關注,是因為當我們的集體利益此時大於她的個人利益,所以我們不在乎嗎?這樣的我尊重人權嗎?我們口口聲聲喊著平等、自由、民主,我只是在捍衛自己想要的民主嗎?我是那個自私的想要自己支持的對象當選而不分是非的人嗎?這是台灣應該引以為榮的民主社會嗎?
我很喜歡導演最後得不到答案的崩潰,與立法院前聽到要退場的民眾相互剪接。
「我支持的人,怎麼能退場了呢?」
「他不繼續奮鬥的原因,為什麼不和我說明呢?」
我認為導演的無助來源,是因為過去自己曾經冷眼的看待那些急需求助的人,然而這些事情轉而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理解自己和這些人一樣可悲後感到釋然,他因為自己過去的紀錄而得到了安慰,就是這紀錄部片最大的價值。
一般來說,我們社會上總是追求著像《越來越愛你》「無需過度在意觀眾喜好,人們總會追隨熱情的人」。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電影,卻在演繹著這些「人們」,就是你和我,當我們身為追隨者的視角,當我們絕望時將眼光投射在充滿能量的人身上,我們還剩下什麼。
這句話並不是空話,不是毫無意義的空白,而是如果你看了這部電影,會有屬於你自己的標準答案。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對於我的意義在於觀看「人」的體驗,而不是這個「人」的社會背景,希望大家可以看見外表與內容的差異,可以一起看見電影中最觸動我的人類!
上面談了這麼多信仰,我根本不信基督教,希望大家不要再造神傷害人了,請把「人」當「人」看!
如果真的要信仰,請信仰自己吧,不要再把自己莫名其妙的期待放在你覺得會發光的人身上,他們很忙,沒時間理你!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幹,快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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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正義二手 在 作者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人們爭相踐踏陳詠謙的詞,像回到晚清圍觀凌遲。是誰謀殺了詩?是他!是他!只要將這個謀殺犯祭祀,就可以還詩一個公道。但到底是誰謀殺了詩?
有人慨嘆樂壇再無像樣的詞,質疑怎會被不識中文的人把持;有人先搬黃偉文和林夕供奉,再弄相形見絀的作品好好嘲諷;有人反問:為甚麼沒有把真正會填詞的人提拔出來?我喜歡這個問題,連忙探頭望望枱底:詩人啊,你在哪?
恨柴堆起了怒火,漸漸往他們自己身上燒,他罵你盲目屌人唔畀理據,你嗆他講馬唔使識跑馬。理據?請你細心探看這些人是怎樣討論歌詞。「這個語法不對、那句修辭不好、整體缺乏意境、好像胡亂堆砌……」恰似把當年中學所憎恨的中文科老師扶乩上身,分析答題技巧,曉灌怎才算正確答案。而扶乩失敗的人,也想來參一本之際,才驚覺口中的言語是多麼的匱乏!出盡力氣亦只能吐出兩三個字:垃圾!好廢!好差!
那稱讚呢?
「好正!」
他們很想去講詩,到頭來卻沒有三兩個能講得到詩,這未免太過諷刺。然而值得同情的是,他們起碼意識到甚麼不是詩,能明辨高下,抵制下品,就只差一點門路,去觸及詩的核心,而非僅僅是它的衍生。
甚麼門路?首先你要知道,第一步,詩不能被辯論出來,辯論只會肢解了詩。人為甚麼要去讀詩,而非去讀更多道理?無非是因為詩正正萌發於思辯中止之處,超然於理解和道理之上。
現代人的缺點,是太理性。人們批評歌詞不合理,唔make sense:「這兩個不夾的詞怎可以放在一起用?九唔搭八!」但請你讀讀以下這一句詩:
美麗宛如一台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
雨傘和縫紉機,何來合理?意義何存?然而你讀得出美,才證明繆思沒有離你而去。這一句,是《馬爾多羅之歌》最聞名的一句,作者是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羅蘭巴特說,多虧洛特雷阿蒙,文學贏得了發瘋的權利。
這權利就是:把兩個不相關的詞結合受精。情色小說作家德佩斯特把這句詩挪為己用,變成:永遠勃起的雨傘與制服及裹屍布縫紉機的相遇。你若執着「九唔搭八」所定義的標準,你便甚麼都讀不出來;而詩意,卻是為了將人從現實滑出,從意義解放。
可憐的洛特雷阿蒙,寫完這部奇書一年後便死於圍城,那時才得24歲。往後半個世紀,一直寂寂無聞。直到有一天,詩人菲利普蘇波在一間二手書店發現了它,才掀起法國文壇的熱潮,被多位超現實主義的開山大師追封為始祖——留意這個歷史註腳——時間是1920年,亦即是說,我們這一代人都錯過了盛放的超現實藝術。
所以當你在中學讀到《再別康橋》時,只讀到了彆扭,而讀不到詩,因為教的那位也不是詩人——我們活在一個Dead Poet Sociaty,沒有人會看詩了,寫詩的也只是仿製詩的模子和影子。本來流行樂成為新寄望,詩人逐個藉着搖滾樂復活,噢,樂迷心愛的七八九十年代!但隨着搖滾之死,我們便沒有命再等下一個時期。於是,渴望讀詩的人,只有埋首故紙堆中。
卡繆把《馬爾多羅之歌》叫作「惡的連禱文」。一個反抗者,必須對世界充滿惡意,才可成就他偉大功業。而洛特雷阿蒙的詩,代表反抗者的形上精神,他攻擊上帝,又攻擊世界,敵視人,又敵視意義。主角馬爾多羅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毀滅一切,而這種恐怖手段,僅僅藉着詩便終告完成。
他在給出版社的信中說:「我像密茨凱維奇、拜倫、彌爾頓、騷賽、繆塞、波德萊爾等人一樣歌唱了惡。當然,我把調子誇張了一點,以便沿着這種崇高文學的方向創新,這種文學歌唱絕望僅僅是為了壓迫讀者,促使他追求作為良藥的善。因此,總而言之,人們歌唱的永遠是善,我只不過採用了一種更哲學化的、不像舊流派那麼幼稚的方式。」
他成功了,紀德和阿拉貢等詩人看過這本書後,全都自慚形穢,「我對自己寫的東西感到羞愧。」而看看今天香港所歌唱的詞,我們只聽到無恥,憤怒者已在咆哮這種東西竟然膽敢唱出來?但他們仍舊書寫空洞,謊報頹美。現在的詩詞,已不見任何危險犯禁的東西;年青人身上,也找不到任何叛逆。然後我們在討論甚麼?修辭?文法?為甚麼你們的言語就是沒法高高在上,稍為滑翔一下?
離地面愈遠的東西,看上去就愈渺小,越過大氣,就只有無盡的黑暗。或者繁星的璀璨可令我在窒息之前享受一點安慰。但我慶幸,當我讀到真正的詩,現實馬上就會離我極遠,在意義不着邊際之處,叫人永不落空,將我從他者的地獄解放。《馬爾多羅之歌》,是我其中一條逃生索:
「願大膽兇猛的讀者不迷失方向。」
「既然天堂和人間都由上帝創造,你肯定會在天堂遇到和在塵世一樣的苦惱。你死後,不會論功行賞,因為,如果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對你不公正(你的經驗以後會證明這點),那沒有理由在另一個世界上就對你公正。你最應該做的,不是想着上帝,而是自己為自己主持正義,因為人們拒絕把它給你。」
「我用一片同壁爐煙灰一樣黑的絨布蒙住我憔悴的臉:不應該讓人們的眼睛看到上帝將含着咬牙切齒的微笑把醜陋放到我身上。每天清晨,當太陽為別人升起、在大自然中灑下有益健康的歡樂和溫暖時,我卻蹲在心愛的洞穴深處,毫無表情地凝視着黑暗籠罩的空間,在酒一般醉人的絕望中用雙手把胸脯撕成碎片。」
「你的表情比人更有人情味,寂寞得像宇宙,美麗得像自殺。」
「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給人好感的隱喻,這一修辭幫助人類憧憬無限,它提供的服務比一些人努力想像的還要多,這些人浸透了成見和錯誤思想。」
「請允許我提醒,在洛特雷阿蒙的著作裏,想像是一種嚴謹的科學,這些橫的移植,縱的突變,靈的扭曲與肉的變形媾和在一起,創造出一陣陣突破道德防線的快感,肆意放縱的高潮,這無不預示著一切合理的皆不存在,一切存在的皆不合理!秩序的平衡已被打破,傳統的感知亦被破壞,舊式建築的古堡在超現實主義的烈火中燃燒,於是我們可以欣賞到在針尖上舉行的長跑,雲彩引起昆蟲的食欲,鯊魚的鰭翅會患上少女般的憂鬱症,老虎的金色鬍鬚擁有僕人的謙卑,一頭無花果在吃一顆驢!更能欣賞到『他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縮,還像後頸部軟組織傷口中隱隱約約的肌肉運動,更像那總是由被捉的動物重新張開、可以獨自不停地夾住齧齒動物、甚至藏在麥稭裏也能運轉的永恒捕鼠器,尤其像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的名典,而這一切都是純粹在語言內部中完成。什麽是知識,什麽是意識?喻體和本體之間有什麽區別?印象和形象有什麽差異?洛特雷阿蒙的文字是一個產生螺旋向心力的巨大漩渦,面積達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釋放出蓆卷一切的毀滅性力量:時間的潮水裏引動了各種相互矛盾並且激烈衝突的洶湧波濤,思想的激流把這些道德上的難民流放到精神的墓地——寒冷的極地呼嘯與雪山冰川的淌淩。當我們在文字的鋼性中觸礁,在句式的長刀中受屠時,才發現現實是種無奈的真理,記憶崩潰為感官的廢墟,而洛特雷阿蒙,則在不為自己的同類歌唱中,完成了他必然的使命。」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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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正義二手 在 高閔琳 高雄市議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〇二二八記童年:我的鋼琴舅公》◎ 高閔琳
(寫於 2012年2月29日 6:34)
這天,我約母親一起去北美館看顏水龍和陳澄波,然後想起從幼稚園大班起就教我音樂的「鋼琴舅公仔」。
除了「鋼琴舅公仔」以外,我的幾個舅公都是留日醫生,至今仍旅居日本的幾位,我都不曾見過。其中一位舅公〔婦產科醫師〕日前已經過往,但也落葉歸根、葬在台灣。在台灣生活的舅公,只有兩位,一位是在開診所、被我們這些晚輩暱稱為「醫生舅公仔」,另一個則是「鋼琴舅公」。小時候生病,都是給自己舅公看的。雖然生病不是件好事,但小小的內心卻總是對於看醫生這件事感到十分雀躍、充滿期待,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吃到「醫生舅公仔」開的藥。
來到醫生舅公的診所,首先映入眼簾的,會是一個巨大、深褐色的木質鑲珠貝屏風。印象中,我總是牽著媽媽的手,在和門口的護士小姐打過招呼之後,緩慢地穿過一條狹窄而有些陰暗的走道,然後坐在外頭等候舅公叫我。記憶裡,這個空間奇妙地結合了木質傢俱的自然香味、酒精藥品與淡淡的消毒水味,以及,一些金屬器皿的氣味。等待的片刻裡,總是隱隱不安,彷彿在屏風和走道的後面,隱藏著某些自然神秘、未知而不可侵犯的物事;彷彿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診所的傢具和裝潢細節其實已經記不太得了,只能粗略地說,是一種融合濃濃日本和台灣早期的佈置風格。還記得媽媽抱著我坐在她的腿上,讓舅公看我的情景:小時候,對於舅公頭上戴的「探照燈」非常感興趣,除了可以觀察那黃亮亮小燈泡裡的鎢絲,還能在反光鏡上看見自己扭曲的臉部倒影,轉移些許緊張的情緒。
媽媽總是在外頭就告訴我,等下進去了,不舒服要自己說。在她的鼓勵和堅持下,我也只得硬著頭皮克服害羞和語言表達的問題描述病情;勇敢裝久了,也就真的不怕了。只是,每當那冰冰涼涼的聽診器探入層層的衣服底下,總還是直叫人猛打哆嗦。
舅公開的藥總會用缽細細研磨,白色的粉末,嚐起來有種特殊的鹹味,最為神奇的是,竟有種回甘的餘韻,有種好吃的錯覺。長大後,吃到的西藥不外乎藥錠、藥粉、糖漿和膠囊,吞下腹後不久,總會感到喉頭湧上一股噁心的人造合成味、塑膠化學味;
不曾再吃到過那種鹹鹹好吃的藥了。
幼稚園的時候,看著姊姊哥哥彈鋼琴,引發了我對音樂的好奇與興趣;徵求了幾次,媽媽終於答應。我是三個孩子裡,唯一一個主動要學琴的,是家裡最年幼即學琴,也是學琴最多年的孩子。「鋼琴舅公仔」,則是他們家裡唯一不是學醫的孩子。
可向舅公學琴這麼久,倒也沒想過要問,當初他如何走上這條與眾不同的路;這個決定是否出於不受外界干擾、壓迫、自由的意志。在那個年代,在殖民者日本國的統治策略之下,台灣的孩子當中,優秀、頂尖的學生,最多只能習醫,或者學習藝術,將來踏上當個醫生或老師的路。儘管就學歷氾濫的現在而言,擁有大學學歷可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在那個時代,舅公們可都不是等閒之輩,都是全台灣屈指可數的大學生。
記得鋼琴舅公是在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後,到了日本留學,後來,也教出了同樣讀師大音樂系的兒子女兒。
舅公教琴十分嚴格,要求我每天練琴、訓練手指的力量,並提升對琴鍵的觸感和位置熟悉度。很快地,我只需要看著琴譜、而不需要看手指就能彈琴。每週一次的上課時間,我總會早早吃完晚飯,戰戰兢兢卻又充滿期待地準備上課。舅公一到,我會趕緊為他倒上一杯溫水或熱茶,讓他歇會兒,我自個兒則乖乖地坐在琴椅上等候、準備就緒。
記得每當我彈錯琴鍵,舅公手上那支筆、或是他厚厚的手掌,總會在那瞬間精準落下;我也不敢喊疼,倒是有點惱怒,頂多,只在特別疼時才敢撫摸一下手指,接著趕快繼續彈奏下去。
我的鋼琴教材和練習冊全都是舅公精選。有些,是他自己的收藏,有些,則是他到「大陸書局」特別為我新挑的。雖然我不是什麼 Yamaha 之類名氣響亮的音樂才藝班學生,但受到的訓練,卻可能只有更好:除了手指基本功的哈農沒比別人少練過,一些音樂名家的曲子自然也彈過不少之外;在小小的年紀裡,也認識了許多音樂家和他們的故事,對於音樂、曲式、節奏拍子、速度與旋律的感受性,以及,在彈奏樂曲之時,要如何注入情感,以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方式詮釋。
舅公常向母親說,我音感不錯,彈曲子很有感情;在這三個孩子當中,我學得最好。
鋼琴課結束後,我們總會準備一盤水果或點心給舅公,而他也總會留下來和我們這些孩子聊天、下棋。除了鋼琴教材以外,舅公也常帶來一些書本。幾乎所有的書,特別是有些已經泛黃、有些脆化的鋼琴練習冊,舅公都會以他的巧手,用上米白色的油臘紙、日文報紙,或將禮品包裝紙廢物利用,折成精緻的紙書套。
小時候我也偶爾會在心裡埋怨:「我的鋼琴冊子都好老好舊」,但現在想想,這種二手書的概念、用廢紙包書套,其實是相當先進環保,同時,這些習慣和技巧,應該就是日本教育文化所帶給舅公珍惜資源、物盡其用的生活美德。至今,我都還記得他說「要好好保護、珍惜這些書,裡面有很棒的知識」。每當母親向他提及我很愛看書時,舅公總是會泛起微笑,肯定地說:「囡仔若是甲意讀冊,這樣是很好」。
我從小就和溫順乖巧的姊姊、聰明調皮的哥哥相當不同;我生來就是一派天真活潑,常常在家族裡鬧出一些蠢事和笑話,這樣的我,卻同時又是個內心極為早熟、細膩敏感,並且對任何事物都很有主見的好奇鬼。也因為特別愛頂嘴惹事、不斷發問質疑以及不輕易服從,鬧得母親很煩,導致經常惹來一陣跑跳追打、藤條竹子伺候。有時,母親還會向舅公請教,並且抱怨「這個小的都不像她哥哥姊姊,非常難教」。
記得很小的時候,家裡的長輩就告誡我們「不可以談政治」、「不可以『參』政治」;性格向來很叛逆又愛逆向思考的我,不但不懂,也不怎麼當一回事。
可是,就在這段幼稚園大班,一直到後來升上國小以後的這段期間,隨著台灣解嚴、社會逐漸民主開放,我開始陸陸續續在大人的談話間,偶爾聽到一些關於美麗島、白色恐怖、二二八的片段;而他們口中說的故事,許多都是來自親戚家族們的親身經歷。
每次聽到大人「講故事」,總會沈不住氣、忍不住插嘴就問,然後招來「囡仔人真愛偷聽」、「有耳無嘴,聽就好,莫問」的責備,而他們也就巧妙地話題一轉,故事就不再講下去了。我想,一方面也許也是認為我當時年紀還小,無法全面理解而不說,一方面,也許是擔心孩子聽了不敢睡覺、睡了覺作惡夢而不願意說罷。
年紀長了些後,比較有探聽技巧,當然也主動問過長輩這些事,不過,卻一再發現大人之間有種共同的默契:他們不是盡可能避而不談,就是都會突然沈起臉,說道「這款事情不當問」;他們同樣都會流露出不願意提起、不願再度潛入回憶述說的模樣。
有那麼幾次,大人拗不過我的央求,對我說了,也總只是告訴我故事粗略的樣貌、草草結束。長大後我才知道,他們當時說故事是如何小心謹慎而不忘記略去一些恐怖駭人的細節。只記得,在說故事的當中,大人在講到「國民黨」這三個字時,總要刻意壓著嗓、降低音量,並總是一再告誡我,
「以後大漢,毋當參政治。」
「這個政府,是會殺人的。」
就在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懵懵懂懂之間,我已經認知到政治是一件很嚴肅、危險的事。直到後來年紀長了,我才逐漸明白,真正導致他們與更多同時代的人不願意訴說過往的原因,就在於心裡徘徊不去的巨大傷痛和對殘酷政府的深層恐懼。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鋼琴舅公仔」是二二八受難者。
記得在我就讀國小較高年級時,舅公曾跟我約略說過一兩次二二八。然而,同樣地,對於他自己坐牢的過程和細節,倒是沒有讓我知道太多:一講到「被拔指甲」、「整個指頭姆公都流血、烏青變黑」、「針刺指甲肉」的界線,故事就會突然刻意地「虎頭蛇尾」、嘎然而止。
舅公告訴我,他好多大學同學和朋友,有些是長期不滿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作為,有些是不滿警察這樣不明就裡、蠻橫打人,有些,則是上前去關心聲援加入抗議,有些只是聽說出了事、下了課順道過去看看.....「攏是學生啊、善良老百姓」,好多從來就不曾出現在現場、與「那些事」完全無關、也「沒有做什麼」的少年人,最後卻是一干子通通進了牢裡。
當時還是年輕的舅公,在牢裡度過了好些年,也成了國民黨政府「黑名單」的榜上人物。
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家人親戚或朋友,甚至鄰居,只要有人「厝內出事情」,絕對不能「相借問」,前往探試或相互拜訪連絡。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什麼都逃不過警總的監視。每一個人都都深怕被牽連入獄、怕被監視、怕被安上莫須有 的罪名,更怕平白無故被判處死刑、招致死亡,也怕別人胡亂抹黑或告密。
即使是親人,走在路上巧遇,也要裝作素不相識。
舅公說,不少大學的同學和好朋友當時都死了;有些,則是失蹤至今,找不到屍體。
還有好多人沒有得到平反、國家的道歉和補償。
「這款迫害,安怎證明?」
「人若不是都死了,就是找沒有了,是要證明什麼?」
儘管好多年過去,事過境遷了,個性溫和的舅公,據說脾氣開始變得十分古怪,有時候還會突然神經質起來。大人們說,就是二二八、就是牢裡精神和肉體的虐待,徹底改變了舅公,並且對舅公的人生造成了深刻而負面的影響。他變得不敢相信人,對人缺乏信任感,有時候連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也懷疑起來,引發劇烈的爭吵。
前些日子小阿姨來家中作客,聊到舅公,說最近一兩年舅公曾打電話給她,言談之中神神祕秘,透露一些關於「政府擱開始了」、「有在監視」、「要加小心」的種種。
可能當時我還小,沒什麼機會感受到舅公脾氣究竟如何古怪。只覺得這位鋼琴舅公對我彈琴要求嚴格、教學嚴厲又認真以外,其實是個很和藹、很有愛心和耐心的人,並且,還是個好學博學、什麼事都知道的長者。
舅公不但是我我童年的大朋友,也是我生命裡認識的第一個「知識份子」。
二二八這天,我約母親一起去北美館看顏水龍和陳澄波;然後想起我的舅公。
想起舅公對我說那些二二八故事時,如何抑住強壓自己的恐懼,身體卻不由自主地輕微懺抖、倒抽幾口氣;想起他每次從家裡離開,跨上那台舊舊破破的鐵馬時的身影,不由得透露出幾分屬於那個大時代的悲哀,以及對那份對於已然逝去、無可挽回的年華青春的落寞。想起舅公說「台灣人要會講台語,台語金水」,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想起他告誡我
「囡仔人,長大不當懂政治;莫參政治」。
這幾天看見好多追思紀念的活動、儀式和文章,當然,還有郝伯村的狂妄言論、以及對郝先生歪曲史實、出言不遜的躂伐與批評。然而,加害者不該受到懲罰嗎?他們值得別人原諒嗎?對於二二八受難者和家屬而言,遲來的正義,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到來呢?那些曾經活在那個時代、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心中的那份精神性的恐懼什麼時候才會真正消失?
究竟傷害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得到安慰?
是否需要某些努力,需要建構某些前提和條件,才能要獲得原諒?
罪行和事實可以永久掩蓋嗎?真相何在?
歷史是否已經擺脫了統治者詮釋和控制了呢?
人民知道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嗎?
是否在教育普及以後,在具備知識以後,我們都養成批判能力和民主素養?是否又從歷史和錯誤之中,學習到任何的教訓與警惕?
而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是否又因為這些人的犧牲,以及更多的人多年來的努力而發展進步呢?
究竟,這些年下來,我們終於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長大後的我,樣貌變了、長高了,卻是同樣叛逆。
也許是天生下來就是要當個俠義之士,再加上獅子座特強的正義感雷達不時地加持發作,我總是十分古道熱腸又雞婆,總是會在各種活動運動,各種社會議題或是公共事務,或是校園或是社會政治的場域,看見我的身影。然而,仔細想想,也許這一切,都來自於我的身體裡流著家族那份對於自由民主懷有理想的共同血液,來自於我擁有那與生俱來、對於社會公平正義有所深切盼望、關懷與渴求的基因。
長大後的我,因為基於對學運的嚮往,後來進入台大,希望能一探學運究竟.....不過,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這些年下來,母親勸我「不當愛雞婆」、「莫參政治,政治複雜」的次數越來越少,彷彿心裡也默認我這個孩子的天性如此、旁人勸不得﹔並且,至少我這孩子的叛逆可是用在對社會有益的方向,便也就不那麼反對和阻擋。有時,母親甚至會打趣著說「你要是生在那個時代,早就被抓去關了!」或是「你太明顯『思想有問題』,絕對是個政治犯!要抓去關!」不過,每當我在外頭受挫、遭人瞞騙、背叛利用而受傷之時,那句伴隨著歎氣的「就跟你說過,莫參政治」又會再度在耳邊響起。
只是,每當我有了想要離開的念頭,或當我短暫離去一段時間之後,總又會發生什麼事件,讓我不得不去關心、不得去不參與、不得不「不能放下」;我不得不去盡到那個身為公民的責任,我必須回到那個相同的範疇領域、那個讓我勉強、痛苦的老地方。
冥冥之中,彷彿有一條命運的枷鎖束縛著我,讓我總是一再回首。
只是,時光荏苒,所謂「敢」,所謂「具有責任和道德勇氣」,承擔責任、參與政治,已在這些年後、在不同的層次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型式與意義。
轉型正義與否,有很大一部份,端看過去犯錯的政府政黨和執政政府和的態度和作為;而我則是這麼想的,身為小老百姓的我們,也有盡到「知曉」和「轉述」這些台灣歷史上,真實故事的知識、能力和責任。
好久沒有打開琴蓋彈琴了。
二二八這天,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來紀念、感懷,向台灣早期所有優秀菁英、知識份子們與運動者致意;並獻上我小小的祝福和哀悼。
台灣加油!加油!
—本篇文章寫於 2012年2月29日 6:34
—照片為二二八受難者台灣本土畫家陳澄波畫作《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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